“农家乐审美”的另一面:一个皇帝的自我修养

  • 时间:
  • 浏览:4
  • 来源:95598网上营业厅_53小说网_435000黄石人才网_12999英语网090论坛
阅读模式

年轻的妃子当着乾隆皇帝的面,吐槽他诗才并不出众,审美俗气逼人。她提到一幅《鹊华秋色图》,乾隆盖了足足四十余个章,“高兴了敲一个,不高兴也敲一个,和以前在天桥底下看到的狗皮膏药一样,揭都揭不开。”

这当然不是史实,而是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的桥段。编剧写这段戏,显然受到了民间对乾隆艺术修养的评价影响。网络上,人们吐槽爱在名画上题字的乾隆是“弹幕鼻祖”,又笑他把自己变装入画,称他为“Cosplay大帝”,而在他指导下创作的艺术品,更是被调侃为“农家乐审美”。

《鹊华秋色图》,上面布满了乾隆的印章

这些吐槽虽有其道理,却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:乾隆的身份。

“作为一个文人,这些‘高雅艺术’不仅是他的精神食粮,也是其博学的标志,而这正是乾隆想要塑造的形象。”哈佛大学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在《乾隆帝》中这样写道。

他塑造这种形象,自有其目的。 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,统御群臣治理天下的最高领导人,他的艺术创作实则和江山稳固有关。

盛世皇帝的忧思

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十月二十三日上午,驿马从万里之外传来定边右副将军的捷报,新疆天山南北所有叛乱彻底平定,清朝最大的一块心病根除。三代皇帝七十年努力终于在这一天收获成果,大清版图得以扩张,领土面积达到1453多万平方公里,环顾四周,都是属国,大清内外,全无对手。

大清盛世在乾隆这一代走向顶峰。经济总量巨大,国家财力雄厚,一直到乾隆辞世,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,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,而库银在1790年甚至达到8000万两,将近康熙朝最高库银年(1719年)的两倍。

据历史学家张宏杰介绍,从1759年开始,清朝文件中就频繁出现“盛世”二字。可乾隆帝并不满足,在经济、军事、政治的力量达到巅峰时,文化也不能落下。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在其书中写道,清朝入关,统治中国,“ 如何让汉族子民承认自己作为儒家文化正统皇权的延续 ,一直是乾隆帝的心头所思”。

赵琰哲认为,在乾隆帝看来,对待汉族传统文化与儒家古训,消极抵制绝非良策,积极了解,重新塑造才是王道。乾隆对汉文化的推崇和尊重是其维护统治的一部分。汉文化讲究琴棋书画、品鉴古玩、作诗填词,乾隆帝一生也在努力把这些做到极致——哪怕只是数量上的极致。

“通过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,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。”欧立德在《乾隆帝》一书中写道,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,他必须 在文章和武德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 。

文化征服

2014年,故宫工作人员清理文物时,在库房发现两个写着“乾隆诗稿”的红色髹漆箱子,打开竟是乾隆写的2.8万首诗,既有用朱笔写的御笔稿,也有大臣誊写稿。

这还只是乾隆诗作的一部分。他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,数量可媲美全唐诗,从10岁开始,到89岁去世,平均每天两首,有时灵感一来,一天可以写十几首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有一天乾隆游览昆明湖,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,平均7分钟一首。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:“舟行十里诗八首,却未曾消四刻时。”(《御制诗二集》)如此积累,乾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。

对乾隆来说,什么都可以成诗,就像现代人发微博发朋友圈。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邱士华介绍,乾隆一吟诗,随臣立刻写在长方形小纸片上,然后再誊写一次,让他确认,若要修改,乾隆就用朱笔在上面改,形成诗稿。这些诗稿每十二年整理一次,让人多抄几份,留存下来。

虽然在影视剧中,常常被认为是风流天子,但乾隆诗中儿女情长并不多见,甚至也从不见“酒”字。乾隆说,自己吟诗,不为了风云月露,而是希望以小见大。

乾隆以诗为文,后世也可以从中了解他当时的思想、境遇。 “平心而论,乾隆的诗,历史价值大大超过艺术价值。” 清史学家戴逸在其书中这样写道。

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认为,乾隆帝诗作如此高产,一方面是他真的喜欢诗词,另一方面,也是有意通过这种方法,把自己塑造成文士形象,希望汉族官员或子民认同他。

“汉族文士,包括在朝为官的人,有点像现在的知识分子,有傲气的地方。靠钱财或靠武力,没办法打动我。”赵琰哲分析道,对这些人,需要靠文化征服,让他们产生认同感,“咱俩都喜欢一个东西,都喜欢玩古董,都喜欢看画,都喜欢写字,那我就不觉得你是一个满族人。”

当然,乾隆作为九五至尊,并不是想以此讨好大臣、士绅,他需要在武力之外,让被统治阶层在文化上也臣服于自己。

至少表面看来,当时也有其效果。虽然乾隆大部分诗写得像流水账,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中直言不讳地谈到:“清高宗亦以文为诗,语助拖沓,令人作呕。”可当时有名的文人赵翼则赞美他的诗歌,“神龙行空,瞬息万变”。

乾隆不但写诗,还常作画。1788年,荆州大水,乾隆恰好看到南宋李迪所绘的《鸡雏待伺图》,感慨道,“双雏如仰望,其母竟何之”,由此联想到荆州子民,觉得渴望赈济的饥民就像画中小鸡,于是,他亲笔仿了一幅《鸡雏待伺图》,命人刻在石头上,将拓画赐给各省督抚观赏留存,并将御制仿画制作成缂丝挂屏,在上面题诗,警示官员做好父母官。

欧立德发现,乾隆常把自己的书法作品赐予赏识的人。比如除夕之夜,乾隆会赐予朝中重臣“福”字,并在众人面前署上自己名字。欧立德认为,乾隆之所以如此,是 “把自己在书法上的天资转变成一种政治资本” 。

农家乐审美

乾隆六年(1741年),景德镇督陶官唐英的日子特别不好过。远在京城的乾隆帝严厉申饬他督陶不用心。

雍正时期,他造的精美陶瓷多次得到雍正帝的夸奖,可到了乾隆朝,皇帝最多就批复一个“知道了”,也不说自己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。唐英只能战战兢兢地工作着。有一年,他按照旧样烧制陶器,乾隆大发脾气,甚至让唐英自己承担造瓷费。后来,皇帝又特意派内务府催总老格到御窑厂协助他。

远道而来的老格透露了乾隆帝的喜好——喜欢成对的,新奇的,巧劲的东西。一下子,唐英就像打开了任督二脉,使劲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不断研发新品,挑战难度大的。

乾隆八年的四月,他督造了夹层玲珑交泰等瓶九种,送京呈进。乾隆帝虽然只回复了一句:自行创作。这已是莫大的认可。

乾隆时代最知名的一件瓷器作品,是央视《国家宝藏》上展现的“瓷母”各种釉彩大瓶。网上嘲笑乾隆农家乐审美也由此而起,瓶身花纹繁复、色彩艳丽。

“乾隆所处的时代是天朝盛世,歌舞升平,所以他就去追求热闹的东西,”陶瓷收藏家韩杰说,御制瓷器的特点反映的是帝王的心态。康熙的瓷器看上去从器形到画工都非常挺拔,釉子和胎结合非常紧密。雍正的特点是比较柔美,比较隽秀。而到了乾隆时期,文饰非常繁缛,技术复杂。

韩杰的工作室里藏了两件陶瓷,一件是乾隆朝的外销碟,呈粉红色,牡丹争奇斗艳,线条呆板拥挤,色彩浓艳,另一件是雍正朝斗彩碗,处处留白,清新隽雅。

“从艺术审美来说,确实没有雍正的造诣高”,韩杰说,但是乾隆时代的瓷器胜在技术好,“那时欧洲工艺逐渐进入中国,融合了这些,从工艺和科技上都进步了。”

饱受吐槽的“瓷母”各种釉彩大瓶就是如此,烧制难度极大,各种釉彩在烧制过程中熔点不同,制造这个瓶子,最起码得要烧20多次,每一次入窑的温度都比上一次要低,才能完成。“不得不说乾隆的瓷器在工艺上到达了极致”。韩杰说。

“这代表了当时所能够掌控的最高超的陶瓷技术,这种集锦、集大成的品位也是他喜欢的。”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余佩瑾也持相同说法。在余佩瑾看来,瓷器也是乾隆形象塑造的一部分。乾隆十八年,葡萄牙大使来访,乾隆做了很详细的准备,送给他转心瓶还以及御制诗,希望那些人回国后看见瓶子就像看到他一样。

微缩世界

每天到下午五时,乾隆常会步入养心殿西暖阁临窗最西头的“三希堂”。这里是他的书房,也是他一己打造的微型文物馆。

乾隆帝不仅自己创作,还好收藏名家作品。藏品的来源首先是 进贡物品 。乾隆帝七十大寿庆典上,一位朝鲜使臣被赠送礼物的场景惊讶得目瞪口呆,光是车载的礼物就有三万多车,为了抢运贡品,各地车辆“篝火相照,玲铎动地,鞭声震野”,而人力挑送或由马匹、骆驼驮载的礼物尚未包括其中。

有时,乾隆帝也会出钱购买,但并不多。若是大臣有名家藏品被乾隆看到,他还会以借的名义取入宫中。大学士傅恒曾经收藏一幅米芾的书法《蜀素帖》,并传给长子福隆安,有次家中不小心失火,幸好书法裱在外面,幸免于难。乾隆帝对此垂涎三尺,后来借口说哪里都不如宫内安全,把书法收入宫中。

乾隆对这些藏品也很花心思。乾隆初年,由于内府收藏了大量历代书画,乾隆帝命大臣张照、梁诗正等对所存书画一一鉴别,挑选其中的精品编成《石渠宝笈》一书。从此,不管是乾清宫、养心殿,还是三希堂、御书房的藏品,每件都拥有了编号,清楚记载了它们的收藏地址、款识印记、前人题跋,以及有没有御题和宝玺。

这本书一共有四十五卷,到了乾隆五十八年时,因为书画实在太多,他又命人编纂了《石渠宝笈续编》,嘉庆朝又续三编,据统计约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件精品。

“这些详尽细致的目录反映出乾隆一种近乎偏执的想法,他想拥有整个世界,至少是世界上的一些样品。就像是乾隆要在紫禁城内创建一个微缩的世界。”欧立德如此分析道。

末代皇帝溥仪曾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提及,“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:宫中一切物件,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。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,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,叫人每天检查一次,少一根都不行,这叫做‘寸草际’。”

据邱士华介绍,乾隆每次出巡,都会带着他的至爱——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“子明卷”。有感而发时,直接在画作上题跋,累计下来,一共题跋了五十五处,画卷上密密麻麻,各种印章异常显眼,这里一块那里一坨。

乾隆帝盖印章,五个成套: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乾隆鉴赏”、“三希堂精鉴玺”、“石渠宝笈”和“宜子孙”。过年过节过生日,他还会再盖两章,七十岁生日时盖个“古稀天子之宝”,八十岁盖个“八征耄念之宝”。也因此,有了文章开头,电视剧中“狗皮膏药”的吐槽。

在赵琰哲看来,人们这种吐槽,源自对这些画作的不同心态。“现在是一个公共系统,认为藏品是公家的东西,没人有权对画作动手动脚。但对乾隆帝来说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普天之画,自然全都是我的,我随便对它做什么都可以。第二,我就是喜欢,为了表达喜欢之情,我就题字,这是对你的一种看重。”

庆幸的是,乾隆帝疯狂题字的《富春山居图》“子明卷”是一个仿作,1746年的冬天,乾隆帝意外得到黄公望的真迹《富春山居图》“无用师卷”,却认为是仿品,束之高阁,所以“无用师卷”得以免于“惨遭毒手”。历史就是如此阴差阳错。只是其他类似书画就没那么“幸运”了,像极其珍贵的王羲之的书法原作《快雪时晴帖》,每年冬天,乾隆帝都题字,到他去世时,已在书轴上题字赋诗73处。

不变的内核

虽然乾隆帝爱诗、爱画、爱艺术,但本质上,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内核身份——皇帝,而且是一位满族皇帝。

乾隆帝经常在画中把自己Cosplay成文人、菩萨的形象,试图拉近与其他民族臣子、子民的距离。比如他收藏了一幅宋代佚名《人物》画。画中有一位盘腿坐在床榻上的国字脸文士,穿着飘逸的汉服,一手执笔,一首持纸卷,身旁一童子往杯中倒水,床榻两旁摆放着书籍、画轴、古琴、茶炉、盆景。乾隆帝很喜欢这幅画,命人临摹,把画中人改做自己。那位国字脸文士变成了乾隆清瘦的长脸。

乾隆让人把自己Cosplay进画里不止这一次。乾隆十五年,皇帝让画家对明末丁云鹏所绘的宗教画《扫象图》进行仿绘,并将自己形象加入其中。完成的《弘历扫象图》中,乾隆帝身着右衽汉装,臂戴宝钏,头戴金箍,模仿菩萨装扮,坐在宝座上。不仅如此,乾隆帝把自己模仿菩萨的画像发到各个寺中,供信徒朝拜。

据赵琰哲介绍,自元代始,藏传佛教把中国皇帝看作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,称为“文殊菩萨大皇帝”,到清代,西藏黄教首领也用“文殊菩萨大皇帝”尊称乾隆帝。“由此,乾隆帝自认为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,具有文殊菩萨的智慧与威力,以此获得西藏信徒的支持。”

现实中,乾隆既没穿过汉装,也没扮过菩萨。甚至在编纂《御制诗三集》时,他还曾特别加上小注说明,在《宫中行乐图》中,之所以穿着汉装,是因为原画如此,因而未改“图中衫履即依松年式,此不过丹青游戏,非慕汉人衣冠”。

现实中,乾隆对服装规制,要求极为严格。据欧立德介绍,到乾隆登基时,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腐化的危险,当年骁勇善战的军事精英变成一个寄生的阶层。乾隆帝一直在警惕金朝的历史重演,他认为,一个少数族群如果想要确保统治,就需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。所以要保存满族传统,有三点不能变,满族语言文字、衣冠制度以及尚武精神。他甚至将之视为关系清朝存亡的事情,“且北魏、辽、金以及有元,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”。

虽然在民间,人们常把乾隆想象成一个浪漫的、多情的风流帝王,但实际上,乾隆对自己的身份,对自己的职责有着比常人更清晰的认知。“他最主要的一个身份还是皇帝,”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说,“不管是书画还是瓷器收藏,一切东西都是围绕他的统治。”

●参考资料:

《清乾隆朝仿古绘画研究》,赵琰哲著,中央美术学院2013年

《乾隆帝》,欧立德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;

《乾隆一日》,吴十洲著作,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;

《乾隆帝及其时代》,戴逸著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;

《清代官窑瓷器的装饰特色及文化传承研究》,刘庆著;

实习生教欣铭对本文有贡献。

看天下430期封面故事

猜你喜欢